物种起源、神创造的“种类”

作者：乔纳森▪萨尔法提 博士 (Jonathan Sarfati,Ph.D.,F.M.) 

本章将解释上帝创造的“类”，以及当初的“类”如何演变成了现代的“种”。另外我也将解释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即“信息”。

因为进化需要添加信息，引入这一概念有助于驳斥进化论者和休·罗斯 (Hugh Ross)所称的任何变化都是“进化”的说法。罗斯认为由于上帝已经停止了创造，所以物种形成的过程也停止了，但这一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因为新物种确实在出现。

 

类和种

创造论者基于圣经的记载，相信上帝创造了不同“类”的生物，其繁衍也各从其类（创1:11，12， 21， 24， 25）。生物学上的“种”是另外一个概念，指的是一个能相互交配繁殖的生物群体，种与种之间不能交配繁殖。

所以，每一个受造类最初都是一个独立的种。但创造论者指出，圣经中“类”的外延常常比今天的“种”要大一些。

现代生物分类系统的创始人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是创造论者，他当初对于“种”的定义方式和现代创造论者对“类”的定义差不多。然而，现今大多数生物在归类的时候并没有考虑个体间交配繁殖的能力，所以种的名目甚至属的名目都人为地增加了，远多于当初受造的类。

最初受造的每一类生物中都含有大量的信息，上帝有意在最初的生物中装备了足够多样化的遗传信息，以保障其后代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

 

什么是进化？

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像“进化”这样的词，使用起来要准确，要前后一致。创造论者所反对的“进化”理论，指的是在不需要智慧设计的情况下，基本粒子可以随着时间演变成人。进化论者可库特（Kerkut）准确地将“广义进化论”定义为：“世界上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有共同的起源，而该起源最早来自无机物。”他又说：“支持该理论的证据并不是很强，因此我们顶多只能把它看作一个有用的假说。”[1]

偷换概念

然而，许多进化论的鼓吹者都犯了偷换概念的错误，就是在辩论的过程中改换一个词（进化）的含义。一个常用的“偷梁换柱”的做法，就是列举物种随着时间而改变的例子，称之为“进化”，借此让人相信广义进化论已经被证明了，甚至说进化论是生物学上不可或缺的理论，而创造论则已经被驳倒。下面我们将看到，罗斯也使用这样的错误逻辑来攻击年轻地球创造论者。

自然选择

如果一个生物体拥有某种可遗传的性状，而且这一性状增加了将自己的基因传递给后代的几率，这就是自然选择了。没有这一性状的生物体存活的可能性比较低，因而不能将其基因遗传给后代。如此，该性状就会在群体中普及。

然而，自然选择并不会创造新基因，即使证明了自然选择的存在，也并不等于证明了“污泥”会变成“我你”。相反，自然选择过程就是把某些基因从群体中剔除的过程。人们早已认识到自然选择是一股保守的力量，把不适合的生物体淘汰掉，以延缓上帝因人类堕落而诅咒世界的后果。一位创造论者，化学家兼动物学家爱德华∙布里斯（Edward Blyth，1810-1873）在1835-1837年间就提到了自然选择，他称“自然选择是生物学讨论中的常规论题”（见古尔德的著作[2]）。威廉·帕里（William Paley）在他的名著《自然神学》中也提及自然选择的作用，只是没有使用这个名称。[3]

现代创造论者也认识到，要从相对少数的受造类繁衍出多种多样的生物，自然选择是一种方式。所以自然选择在创造/堕落/洪水/分散的模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根据古尔德的说法，达尔文的贡献并不在于自然选择本身，而是把自然选择当作一种创造性力量。在自然选择的概念上，也许有人比达尔文先行了一步，包括苏格兰果树培育者帕特里克·马修（Patrick Matthew，1831年）和苏格兰裔美国医生威廉·查尔斯·威尔思（William Charles Wells，1813年，1818年发表）。[4]

再者，卡迪夫大学（威尔士）的保罗·皮尔逊教授（Paul Pearson）发现，最早提出自然选择这一概念的是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现代均变论地质学家之父”）。[5] 1794年，赫顿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书，《农学概要》。皮尔逊说，“虽然他从未使用自然选择这个词，但是赫顿清晰地论述了经自然选择而进化的道理。”[6]赫顿称自然选择在产生新性状的过程中有创造性作用，但是他的论述只限于物种对新环境的适应，而不是转变成其他物种。

威尔思、马修和达尔文都曾在赫顿的故乡爱丁堡求学，那里以众多的科学俱乐部和科学协会而著名，所以他们都可能受到了赫顿的影响。但皮尔逊并不认为达尔文剽窃了赫顿的思想，他写道：“不存在达尔文有意剽窃赫顿的问题，但是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达尔文在乘贝格尔舰环球旅行的过程中观察到很多物种，当他设法解释这些物种多样性的时候，一个几乎已经被忘记的、多年前在学校里学到的概念又重新浮现出来。达尔文将这一概念应用于物种间的转化，并搜集证据说服了科学界，其功不可没。”[7]

信息——进化论真正的问题

广义进化论在科学上的主要障碍不在于物种是不是随时间而变化，也不在于变化的规模（所以“微观进化”和“宏观进化”这样的说法是没有必要的），甚至也不在于自然选择发生与否。关键的问题是需要哪种类型的变化——把微生物变化成人需要增加遗传信息的含量。人体细胞核内储存了30亿碱基对（构成遗传信息DNA的单位），而“最简单”的自我繁殖的微生物中只有50万碱基对，前者能携带的信息量（亦称“特异复杂性”）比后者要大得多。“高等生物”，如人和马的DNA序列所编码的结构和功能，是被进化论者认作万物祖先的“原始单细胞生物”中所不存在的。

一切有性繁殖的生物，其遗传信息都有两套。每一个后代都从父母身上各获得一套遗传信息。所以在编码任何一个性状的基因位点上都有两个基因拷贝。一个生物在某个位点上可能是杂合体，就是说该基因的两个拷贝（等位基因）不一样。例如在编码虹膜颜色的基因位点上，一个拷贝可以编码蓝眼睛，而另一个编码褐色眼睛；在编码ABO血型的位点上，一个拷贝编码A型血，另一个编码B型血。有时候这两个拷贝的效果相加，有时候只有其中一个拷贝的效果在机体中表现出来（显性），而另一个拷贝不表现（隐性）。

人体从父母身上各遗传20687个蛋白编码基因。我们的DNA中包含有30亿个碱基对，其信息量相当于一千本500页的书。弗郎西斯∙阿亚拉（Francis Ayala，狂热的新达尔文主义者）指出，今天人体内“平均有6.7%的杂合基因。”[8] 这意味着每一千个基因对中有67对不同的拷贝，如果仅考虑蛋白编码基因，人体内就有1340个杂合位点。如此以来，每个人都能产生大量不同的精子或卵细胞——2¹³⁴⁰或2.4 x 10⁴⁰³。全宇宙中“只有”10⁸⁰个原子，相比之下微不足道。所以创造论者说最初的受造类演变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亚型，这并不成问题。事实上，最初受造类的杂合程度比现在高度分化了的子孙更高。所以阿亚拉指出，群体中大部分的变异并不是突变的结果，而是来自现有基因的重组。只要把之前隐藏着的两个隐性等位基因放在一起，就会产生许多新亚型。然而，阿亚拉相信遗传信息最终来自突变，而非创造。这种信仰不符合信息理论。

迄今为止，所谓“正在进行中的进化”证据没有一例在基因中添加了有功能的新信息。相反，这些都涉及信息的重组或损失。如果说只要变化发生了，就证明增加信息的变化会发生，这就好像说，一位商人卖了货，就一定获了利（事实上他可能亏本）。对于广义进化论来说，信息的起源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9]

信息理论是一个全新的科学分支，在这方面的进展已经击垮了进化论的最后一根支柱——沃尔那∙吉特（Werner Gitt，德国联邦理工学院信息技术系教授兼主任，最近退休）划时代的著作《起初是信息》详尽地论述了这一点。[10] 甚至还有一个更细的分支叫做生物信息学，是专门研究生物信息的。

有益突变能推动进化吗？

如果根据一般的定义，有益就是对生物有帮助，开明的创造论者不会否认某些抄写错误（突变）可能是有益的。但是在所有已知的例子中，这些突变并没有添加新信息。

最著名的就是镰刀形贫血，这是一种常见的疾患，病因是基因突变，突变的血红蛋白聚合成错误的形状，因而不能携带氧气。如果两个基因拷贝都是镰形贫血（纯合子），就会造成致命的贫血。但是这种突变的血红蛋白能抵抗疟原虫，所以杂合子个体（有一个正常血红蛋白基因，一个不正常基因）虽然有一半的血红蛋白运送氧气的效力欠佳，但在疟疾流行的地区有一定的优势。

还有些其他的例子，比如没有翅膀的甲壳虫因为不会飞，所以不会被风吹进海里，因而能够在风大的岛上生存，[11] 也有住在暗洞里的动物眼睛退化，所以不易受伤害。[12] 葡萄球菌抵抗青霉素的一个机制是通过突变而破坏一个调控青霉素酶的产生量的基因（青霉素酶的功能就是破坏青霉素）。突变以后的细菌产生过量的酶，因而能够抵抗大剂量的青霉素。但是在野生环境中，这种突变菌的适合度不如正常菌，因为它浪费资源去生产一种不必要的酶。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种叫做比利时蓝的牛。这个品种在畜牧业上很有价值，因为它比普通牛多出20-30%的肌肉，而且肉中含脂肪少。在正常情况下，肌肉的生长受到多种蛋白分子（例如肌肉生长抑制素）的调控。然而比利时蓝的肌肉生长抑制素基因上有一个突变，削弱了它的功能，所以肌肉生长失控，长得很大。该突变是有代价的，就是生育力低。[13] 同一基因上的另一个突变形成了另一种肌肉肥大的牛，叫做皮埃蒙特牛。在所有这些例子中，突变虽然是“有益的”，但都导致了信息的流失。所以这和基本粒子变成人的进化方向相反，后者需要产生新信息。

罗斯试图抵制将信息作为标准

罗斯曾在广播电台上发表一篇演说，题目是“信息理论和年轻地球的物种形成模式”（2002年10月1日），当时他和他的“信仰的理由”组织所聘用的生物学家法撒利∙拉那博士（Fazale Rana）试图批评将信息增加作为进化的定义。节目进行到大约四分之三的时候，他们终于说到点子上了。拉那夸夸其谈各种信息，但对年轻地球创造论关于信息就是特异复杂性的说法却是一带而过。对信息的这种定义也是智能设计理论家威廉∙德姆斯基（William Dembski）[14]和犹太教生物物理学家李∙司迫特那（Lee Spetner）[15]所使用的，是一个与概率有关的定义。

拉那使用了另一种描述信息的方法，就是在实用的层面上，把信息增加定义为对动物有利（虽然信息理论家沃尔那∙吉特博士曾指出信息有多种层面，但他的说法显然被忽略了）。[16]

但这和以上提及的有益突变的概念并无二致，只是换了词汇。例如，拉那并不否认镰刀形贫血对疟疾的抵抗是由于特异性的减损。创造论者根据智能设计论者对信息的定义，说这就是信息损失，虽然这对生物体有利。

那么为何在罗斯/拉那的定义中这也不算“进化”呢？拉那和罗斯的问题是他们没有一个关于进化的逻辑标准。多少变化算“微观”？多少进化算“宏观”？笃信圣经的创造论者有一个一贯的标准——“污泥变我你”的进化需要增加信息的变化，所以并不是说经过多少年变化就成了进化。再者，迄今为止所有观察到的变化都指向特异性的下降。即使偶尔发现信息增加的变化，也不能证实“污泥变我你”有一个可行的机制，因为这需要许多增加信息的变化。所以虽然存在有利的变化，但是还没有一例能从特异性的层面上增加信息，而这才是进化所需的。

从他们的广播稿看来，拉那和罗斯并不否认增加信息的变化，所以从原则上讲，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相信污泥会进化成我你，从“微观”到“宏观”，所需要的只是足够的时间，而他们确实相信亿万年的历史！

 

类是什么？

物理学家劳伦斯∙乐那(Lawrence Lerner)是众多反创造论者学者中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如此戏谑“类”的概念：“在创造论者的文献中，类的概念极其松散，从种到门，可以指任何一个分类学单位。”[17]

以杂交作标准

你一定会疑惑乐那通过研究哪些创造论文献而得出了上述结论。事实上，创造论者根据圣经中关于类的论述，将生物学上“种”的标准延伸，用于“类”的定义。就是说，如果两个物种可以杂交并且产生有繁殖力的后代，创造论者就推测，既然现代生物之间可以杂交繁殖，那么这两个物种就是从同一个类繁衍而来的。这种说法最早是由弗兰克∙马实（Frank Marsh）博士在1941年提出的，他解释道：“真有繁殖力是必要的，因为在杂交的时候，配子结合形成的胚胎可能活不过原肠胚阶段，或者足月而死，或长成健康个体但不生育，或者完全健康并有生育力。如果在形成早期卵裂球的时候来自双亲的两套染色体都参与，就会真有繁殖力。这是真杂交的特别要求，因为有的时候雄性细胞并不参与新个体的形成，而只是刺激卵细胞自己发育成胚胎，这实际上是人工影响的孤雌生殖。”[18]

德国慕尼黑大学微生物学家西格弗莱德∙雪莱（Siegfried Scherer）博士将马实的标准进行了逻辑的延伸，认为如果两种生物都可与第三种杂交，它们就都属于同一类。[19] 他也扩展了马实对真杂交的解释：“如果杂交后代的胚胎发育超过了卵细胞的阶段，父源、母源的基因协同表达，这两个个体就属于同一个基本类型。”[20]

值得注意的是，本定义虽然出自一位年轻地球创造论者，但文章是发表在智能设计运动的一个主要出版物上的，[21] 可见我们并非自说自话。讽刺的是，在雪莱发表上述分析的同一份出版物里，罗斯也有作品出现，所以他不能假装不知道。

雪莱理论的意义，在于他认识到了杂交固然能说明两个生物属于同一类，但不能杂交的两种生物不一定不属于同一类（杂交失败可能是由于退行性突变）。毕竟还有很多夫妻不能生育，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他们划归不同的物种，更不能说他们不属于同一类。

有些无神论者怀疑类的概念，要求创造论者列举所有的“类”。如果想要做这件工作，当然就必须对所有的有性生殖的生物做杂交实验，这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也没有一个进化论者列出所有的生物种，他们也只能罗列一些人工划分的族群，称之为种。要求列举出每一类生物的怀疑者忽视了一个事实，既外延性定义（一一罗列）并不是唯一的定义方法。以杂交作标准是更可行的定义，该定义在原则上允许研究人员列出所有的类。

不连续系统学

杂交是添加性证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杂交结果在某一类中添加成员。至于排除性证据，即排除某生物属于某一类的可能性，我们还有圣经标准。例如，鲸和鸟类与陆生动物没有共同的祖先（创1:20-25），人类与其他动物没有共同的祖先（创1:25-27）。进一步细分有困难，但创造论系统学家研究的是不连续特征。[22]

类的界限

类的界限并不能等同于现行分类学概念中的任何一个单位（种、属、科等）。但错不在圣经中“类”，而是因为人为分类系统内部具有不一致性。许多生物虽然属于不同的种，甚至不同的属，但仍然能杂交并形成有生殖力的后代。这意味着它们事实上属于同一个物种的不同亚种，即多型物种。鲸豚凯凯玛露（Kekaimalu）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是被分别归为两个“属”的伪虎鲸和宽吻海豚的杂交后代，且有繁殖力。[23] 马实在《自然界的变异和固定》一书中还列举了其他例子。[24]

由于人为分类系统的局限性，创造论者发明了基于圣经的生物分类系统，称为创造分类学(baraminology)。马实最早用“baramin”一词来描述受造类，[25] 取希伯来文bara(创造)和min（类），他称baramin为“基本类型”，以杂交为标准依据（见上）。

创造论者相信“种以上的进化”吗？

2000年11月25日，罗斯的助手拉那在“信仰的理由”广播中说：“在鲸豚的例子中，人们看到的是‘科’级的进化，这比‘种’高两级，所以不再是形成新种的问题。这是‘科’上的进化，是大幅度的转化。”

然而他完全没说到点子上。所谓“科”是人为的概念，在这个例子里实际上属于同一个生物种。之前他刚刚说过：“我听到年轻地球创造论者因为我们反进化的立场而攻击我们。这是非常滑稽的，因为他们说我们，至少说罗斯自己，是神导进化论者，是妥协者，然而究竟是哪一个阵营与进化论者站到了一起呢？不是我们，我们因为在生命的创造上采取超自然的立场而受到攻击。

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能接受多少“变化”，我们无意跟他们玩“谁更反对变化”的游戏，他们到了反对新种形成的程度，这是站不住脚的。关键的问题是圣经的权威性，包括近期的创造、全球性的洪水和动物繁殖“各从其类”。

狼和狗:案例分析

创造论者经常指出，诺亚并不需要把狼、狐狸、郊狼、澳洲野犬、吉娃娃、大丹犬、西班牙猎狗、腊肠犬等等带上方舟，所需要的只是一对有潜力分化出各个品种的类似狼的动物。而进化论者现在也承认，家犬从狼分化出来才不过几千年，两者实际上差异不大，虽然他们坚持把这一过程称为“进化”。[26]

比如说，最初的犬/狼类体内也许含有编码各种不同毛长度的遗传信息。早期动物的毛长度可能为中等。在这里的简化示意图中，[27]每只动物下面注明一个基因的两种形式， L编码长毛， S编码短毛。

从第一排开始，中等毛长的动物（LS）交配繁殖，后代中的每只动物从每个亲体中都可能获得L或S，形成自己的一对基因。在第二排中，我们看到后代可能有短毛（SS）、中毛（LS）或长毛（LL）。试想像，如果气候大幅度变冷（像大洪水后的冰川期），只有长毛动物得以存活并留下后代（第三排）。从此以后，所有的犬都变成长毛品种了。请注意：

·             现在它们适应了环境。

·             它们比第一排的祖先更特殊化了。

·             这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发生的。

·             没有添加新基因。

·             事实上，基因从群体中流失了，遗传信息减少了，与微生物变成人的进化相反，后者需要添加信息才有可行性。

·             群体适应未来环境变化的能力下降了。如果气候变热，群体中再无短毛的基因，动物可能会中暑。

以上可能性已得到实验支持。在德国，有人让一只母狼与一只大个的雄性贵宾犬交配。幼崽的模样都差不多，都携带着父母双方的基因信息。然而这些后代互相交配产生的“孙辈”则差别很大：有一只外貌像狼祖母，性凶残，另一只则极像贵宾，其余的介于中间，兼具两者特征。[28]

这说明：

·             贵宾犬和狼同属一类，甚至同属一个生物种。

·             第一代幼崽具有充足的多样性基因，能产生多种多样的后代。

·             所以，从原理上讲，挪亚方舟上只需要一对类似的有多样基因的动物。

注意贵宾犬一个最显著的特征，长毛，就是由于信息损失的突变而造成的——犬毛长到一定长度后自行褪落的能力被破坏了。

还有一个例子，俄罗斯研究人员把哈士奇和豺交配，培育“豺士奇”。由于哈士奇的温驯和野豺比任何家犬都灵敏的嗅觉，豺士奇成了最高级的缉毒犬。[29] 这也显示在原始犬类祖先演变成哈士奇的过程中出现了遗传信息的损失，导致嗅觉下降。

 

罗斯的“种系发生神学”及其隐含的意义

罗斯实际上把物种不变看成“福音真理”。他甚至将一整套神学构建在一个信条上：即在过去数万年间并没有新种出现。具体地说，罗斯要我们相信，创造周的第七天一直持续到现在（见第二章“第七天还在持续吗？”）。他认为，由于近期没有新物种发源，这就证明上帝在完成创造之后一直在休息（The Genesis Question:64-65,155,以下简称GQ）。

作为证据，罗斯引用(GQ:64)保罗∙厄立克和安∙厄立克（Paul and Ann Ehrlich）的说法，称自然界中尚未见到新物种的诞生，[30] 但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而且厄立克夫妇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最可靠的信息来源。保罗（1932年生）是蝴蝶专家，因倡导极端的人口控制理论而出名。在他1968年出版的著作《人口炸弹》中，他预言资源会耗竭，并出现大饥荒。他的灾难性预言已经被否定，但他们夫妇仍然在鼓吹这些极端观点，包括极端的人工流产政策。

2000年10月，罗斯和肯特∙侯文德博士（Dr.Kent Hovind）在安克伯格（John Ankerberg）主持的电视节目里进行辩论。[31] 罗斯基本上重复了他在《创造与时间》一书（Creation and Time,以下简称C&T）第79-80页上所写的：

“仅仅通过理论推导，我们就可以确定，一个物种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不同的物种，除非它的个体数量超过了10¹⁵，体型小于1厘米，而且繁殖周期短于3个月。这意味着，病毒和细菌中可以有新物种形成，但对于寒武纪大爆炸以后鸟类、哺乳类等生物的发生，这是不能解释的。”

我还没听哪一位生物学家说过这种话，而罗斯在这方面是个外行。体型大小有什么关系？下面将要讨论，有很多新物种形成的例子并不符合罗斯的标准。

圣经模型预言物种的快速形成

圣经中的创造/堕落/洪水/分散模型也预言新亚型甚至物种的迅速出现。这是因为所有的现代陆栖脊椎动物品种都只能来自约4500年前从方舟上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动物。相反，达尔文认为这个过程必然需要漫长的年代。事实上，许多被进化论者用来支持其理论的证据也支持圣经的模型。

从前达尔文的反对者们大多认为上帝把物种造在了现在的位置上。达尔文在与创造论者的辩论中，指出上帝怎么会在几乎相同的海岛上创造出不完全相同的雀鸟或者巨龟呢?[32]

在这个问题上达尔文是正确的，海岛上的动物确实是从大陆上的动物演变而来的，圣经创造论者也相信这一点。在全球性大洪水之后，动物从亚拉腊山经大陆迁徙到海岛上。所以达尔文的辩论只能攻击妥协的创造论观点，而对圣经创造论观点无效。

当今的渐进创造论者，譬如罗斯，所持的观点与当年达尔文的反对者们几乎一样，所以他们在试图继续一场150年前已经输掉的战斗。但是如果当初基督徒们没有在地球的年龄上和全球性洪水上妥协，这场战斗的焦点就是正确的，甚至是可以打赢的。

事实很简单：已知许多物种是在最近数千年出现的，有些甚至是在有记载的历史中出现的，这在下一节要讲到。[33] 有时出现的是单一物种，有时是一大群物种，尤其是在热带。然而值得再次强调，物种形成与真正的进化无关，因为这是既有遗传信息的重新排列和损失，而不是新信息的形成。

这一切证据都有力地否定了罗斯的信念，即上帝在近期的历史中一直在休息（按照罗斯发明的关于第七日的定义）。所以那些靠罗斯的理念进行护教的基督徒很容易被打翻。罗斯为无神论者背书，认为接受新物种形成即接受进化论，当一个基督徒被这种观点洗了脑，当他的武装仅仅是罗斯关于现今没有新种形成的宣言，面对新物种的证据，他们能如何应对呢？

然而罗斯在2000年11月25日的广播中，针对国际创造事工指出的物种快速形成的例子，大言不惭地讲：“这些研究论文都在我们手里，所有这些论文所宣称的都是繁殖隔离的证据，这跟物种形成是两码事。”

但这不合逻辑，因为繁殖隔离正是生物学上物种形成的定义！罗斯在别处也承认过关于物种的一个常用定义就是“一群相互交配并能产生有生育力的后代的生物”（C&T:78）。（值得注意的是，“一群”这个词罗斯的原文是“a class”，这也是很笼统的用法，因为“class”在生物分类学上是“纲”，是介于“门”和“目”之间的一个明确的类别。）

如果罗斯在谈到物种形成的时候指的不是繁殖隔离，那么他就必须提供另一个定义，而且要解释为什么我们要接受他的定义。但是我们有可靠的消息说罗斯和他的生物学家拉那已经被反复地质问他们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但他们拒绝回答。他们对于物种形成的模糊定义无助于事，因为另外那些定义实际上更模糊，若根据他们所说的那些替代标准，新种形成的例子会更多。

物种形成机制举例

1.小群体

要把一个物种分化成两个，就必须要出现差异，比如损失不同的遗传信息，导致个体之间不再能够交配繁殖。这在孤立的小群体中最有可能发生。突变在小群体中因偶然因素而被固定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特定基因在小群体中流失的可能性也大（基因漂变）。在大群体中，要把一个突变在群体中固定下来比较困难，因为基因取代的代价太高——没有突变基因的生物必须统统死掉。[34] 基因流失也难，因为即便一些个体没有把某个基因遗传下去，其他个体也很可能会把它传下去。

2.异域分化

一个初始群体如果含有高度多样化的基因，就可以很快地分化成许多亚型。当这一群体被分割成孤立的小群体时，每个亚群可能只携带一部分遗传信息和/或不同的基因突变。如果这些亚群受到不同的选择压力，它们就有可能变成独立的物种。这称为异域分化（Allopatric speciation），是恩斯特∙梅叶（生于1904年）创造的名词，源于希腊文ἄλλος（不同）和πατρίς（家乡）。

生物学界已经发现了好几个快速适应的例子，包括特立尼达的古比鱼、巴哈马的蜥蜴、不列颠哥伦比亚海岛上的雏菊和马德拉的家鼠。[35]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在伦敦的地铁系统里出现的一“种”新蚊子，在100年内就不能和亲代群体交配了。其变化之迅速让进化论者惊讶，但让开明的创造论者欣慰。[36]

还有一个人工“异域”分化的例子，是研究人员人为地将群体分隔开来的情况。新墨西哥大学的威廉∙赖斯(William R Rice)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乔治∙萨尔特(George W. Salt)证明，如果将一群果蝇按照对环境的嗜好进行分类，并将它们分别养殖35代以上，后代果蝇就会拒绝与从不同环境来的个体交配。[37]

3.同域分化

知道同域分化（Sympatric speciation）的人不多，这指的是在没有地理屏障的情况下形成繁殖隔离（“Sym-”即相同的意思）。除了地域位置以外，别的因素确实也会造成分化，比如，鸟的叫声和毛色变化可能让配偶无法辨认，因而不能交配。

1996年5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阿西洛马市召开的一个关于物种形成的大型科学会议上，人们认识到同域分化比梅叶所认为的要常见。[38] 例如，有些吃水果的昆虫利用宿主植物的果实来求偶和交配。如果一群昆虫决定试用一种新果子，那么它们就只能与选择同一种植物的个体进行交配。这样，即使在同一个地理位置内，也会出现繁殖隔离（新物种形成）。

再举一例，生活在同一片湖里的鱼可能出现繁殖隔离。这是由于遗传因素所致的食物嗜好的多样性，另外自然选择也会在不同的体型中选择大小最合适的体型，进而影响配偶选择。维多利亚湖中的数百种鲷可能就是这样形成的。以下是有关最近几千年内形成的300种鲷的最新论述：

“尽管维多利亚湖的历史不长，里面却有几百个特产物种，六个特产属。一般地，人们认为所有这些鱼类品种都是在这个短时期内就地演变出来的。”[39]

创造论动物学家亚瑟∙琼斯博士(Arthur Jones)曾以鲷类物种形成作为博士论文题目，他认为圣经上的创造/洪水/分散模型为他提供了重要的启示。[40]

4.基因重排

生物学家发现，在基因突变（抄写错误）造成遗传信息的损失之后，有几种方式可以导致新物种的出现。比如，由于突变的蛋白质不能识别某些“印记”，会造成交配失败。[41]染色体重组会导致互相之间不能繁殖，“跳跃基因”也是如此（现有基因在基因组中移位，这是已有信息的重组，而非形成新信息）。多倍体生物，既含有一套或几套多余染色体的生物，有时不能与亲代群体交配。多倍体在植物中通常可以存活，但在动物中不行。然而，多倍体只是相同信息倍增所致，而非形成新信息（如果一个学生胆子大，也可以把同一份作业交两个拷贝，看能否多得几分！）。

大洪水后新种的形成

罗斯对于新种形成的一系列错误理念，也反映在他关于大洪水后物种形成的一些人云亦云的说法。他告诉我们动物从方舟里出来以后，还没有足够的时间形成新物种（GQ:155）。事实上，以上刚刚讨论过的近期出现的物种，有些甚至是在一代之内形成的，[42] 类似于上文讲到的狼和贵宾犬的后代。也有很多其他例子显示在数代之内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生命形式，尽管还不一定算得上新物种。[43]

事实上，创造论者指出，梅叶的异域分化模型可以解释动物从亚拉腊山上分散以后是如何形成不同的变种的，[44] 山地的地形和不同的迁徙路线为小群体在地理上的分隔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人类由于巴别城的语言混乱而分裂成众多的小群体，向全地分散，此后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创造论者一直就是用异域分化来解释的（见《创世答问》第十八章）。当然，现代人各种族之间并不存在生殖隔离，还都属于同一个物种。如果罗斯懂得这一点，就能避免某些严重错误了（见第九章，“巴别的后果”）。

罗斯还称，如果物种曾经快速形成，今天的生物学家应该会看到大量的新种不断出现（GQ:155）。他说这样的话表明他对新种形成过程一无所知。今天很少见到物种形成，这根本不足为奇（尽管确实有新种形成，而不是像他所说的没有）。众所周知，在所有的生态位置都被现有的生命形式占据以后，新物种就很少出现，但在大部分生态位尚且闲置的时候，新种就容易出现。[45] 在大洪水之后，大部分生态位显然是闲置的，所以会有大量的新种在短期内出现。但新物种很快占据了可利用的生态位，物种持续形成的机会几乎已经被堵死了。

创造论者相信“超速进化”吗？

最后，罗斯重复一个错误的论调：因为创造论者宣扬从方舟上出来的动物发生了快速的新种形成，所以创造论者比进化论者更热烈地拥抱进化论，并说这颇具讽刺意味（GQ:91-92）。但实际上，物种形成并不意味着全新生命形式的起源。新物种只是亲代物种的轻度变异，通常只是亲代物种的一个亚群。

正如我们所指出的，这里没有进化，因为没有新信息。开明的进化论者也承认，新物种的起源不过是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上的适应，新物种表现出的复杂程度与亲代物种相同或比亲代物种更低。

进化论的实质是向更高级类型的演变，这是完全不同的。从生物学创新的角度来讲，物种形成本身算不上进化，所以当创造论者讲到物种快速形成的时候，他们并非在倡导快速进化。

当然，确实有不少进化论者试图混淆视听，坚称只要接受新种形成（甚至种内形成新亚型），就等于接受从分子到人的进化。不幸的是，罗斯显然也落入了这个逻辑圈套中（见上述“偷换概念”）。

注意，和罗斯一样的另一位渐进创造论者，沃尔特∙布莱德利（Walter Bradley）,也同意变异不等于进化，他说：“上帝创造出主要的动植物类型，然后使用一些过程演化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多种多样的生命形式。”[46]

所以，如果说创造论者相信“快速进化”的话，那么一些渐进创造论者也一样。这表明罗斯的“物种固定”论即便是在他自己的信仰体系里也不是被主流人士所普遍接受的。他所倡导的这种难以立足的观点不幸地变成了无神论者攻击一切创造论者的口实。

 

结语

根据圣经的创造/洪水/分散模型，上帝创造了一些生物类型，每一类中包含着大量的基因多样性。大洪水后，各类脊椎动物的代表从亚拉腊山迁徙分散，产生了对不同环境中各种生态位的适应性。孤立的小群体为新种形成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另外，我在这里所称的“关于种系发生的罗斯神学”，是彻底失败的理论。这是一个极好的反面教材，说明要根据某些假定的科学事实构建一套非常规的释经法，这原本就是非常危险的。一旦这个假定的事实被证明是错误的（在这里就是罗斯关于最近数千年内不曾有物种形成的信念），这种神学架构（在这里就是罗斯关于第七日仍在持续、上帝今日似乎不再创造什么的教条）也就随之倒塌。罗斯无力反击，因为他的总体神学就是基于让圣经臣服于“科学”的。

 

【扩展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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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见：国际创造论事工 www.creatio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