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拿单▪萨尔法提 博士 (Jonathan Sarfati,Ph.D.,F.M.)
基督教世界观，尤其是对圣经和亚当堕落的直白解释，对于现代科学的崛起至关重要。
本篇文章此前曾修订并发表于《创造》杂志。
很多恨恶神的人1及其妥协的基督徒同盟宣称圣经信仰和科学水火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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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萨克·牛顿爵士（1643-1727） 图片来源Wikipedia，由Godfrey Kneller拍摄 |
然而包括非基督徒在内的科学史学家已经指出：现代科学是在基督教世界观之下首先发展起来的，却在其他诸如古希腊、中国和阿拉伯文化中一一夭折。现代科学的历史根基在于假设宇宙源自一位理性的创造者。宇宙的秩序，可以很合理的从一位有秩序的创造者得到解释。（参考哥林多前书14：33）。比如，进化人类学者兼科学作家洛伦·艾斯利（Loren Eiseley）说到：
“实验科学的哲学……开始的发现和使用的方法都不是靠知识而是凭信心，即相信它所研究的合理的宇宙结构掌控在一位创造者之手，祂既不作用于也不干预其让宇宙运转的各种力……这确实是一个奇怪的历史悖论：从专业角度讲，科学和信心不沾边；然而其源头竟然是来自信心——即相信宇宙能被合理地解释，而且当今的科学仍立于此假设之上。”2
但如果无神论或多神论是正确的，那就没办法从这两个信仰体系中推导出宇宙是（或应是）有序的结论。
进一步来讲，创世记1：28允许我们去研究创造，不像万物有灵论或泛灵论的教义，认为被造物本身是神圣的。既然神至高无上，那么祂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自由创造。所以在圣经在没有明确说明的地方，想弄清祂的创造是如何进行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实验；而不是像古希腊人那样，依靠人提出的哲学思想。所以，难怪社会学家兼作家的罗德尼·斯塔克（Rodney Stark）会给出如下肯定：
“科学不是世俗论者或甚至自然神论者的事；它完全是那些相信一位活生生的、有意识的创造之神的虔诚信徒的事。”3
此外，科学还要求人理性思考、如实汇报结论等等可以在圣经发现的教导，但却与进化论的思想完全不同。4
中世纪的科学
这个时期虽说被称为“黑暗时代”，但负责任的史学家却认为它可远没有那么黑暗，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巨大的科学进步，而这些进步萌生于教会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逻辑思维模式以及修道院出现的大量发明和能工巧匠的心血。也难怪这个时期出现了利用水力和风力设施、望眼镜、精湛的建筑、高炉和马镫。5
人们对物理研究的巨大进步要归功于14世纪逻辑学家约翰布里丹（John Buridan）发明的冲量概念，这个概念本质上和现代的动量概念一致。之前，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们认为物体的运动需要力才能保持，但布里丹提出：
“……抛射物脱离抛射者的手臂后，由于抛射者给它施加了冲力，它会靠冲力运动，只要冲力大于阻力，而且不被一个阻力或一个使它减速或偏向反相运动的力影响，它会一直无限地持续运动下去。”
这是牛顿第一定律问世前的先声。
最近获得剑桥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的詹姆士·汉南（James Hannam）这样说：
“中世纪的天主教会大力支持科学，同时也在科学猜测对神学不利的时候进行严格控制。而且，与大众认识不同，教会从来没有支持地球是平的这一说法，从未禁止过人体解剖，从未禁止使用数字零，也当然从未因为科学观点对谁施行过火刑。”
“不管大众的观点、新闻中的陈词滥调和被蒙蔽的史学家怎样宣传，最近的研究表明，中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和文化都有重大进步的时期。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马镫和火药在欧洲出现的时间都是公元500年至公元1500年之间。”6
宗教改革后科学的大飞跃
虽然中世纪的欧洲有着伪基督教世界观，但宗教改革还是恢复了圣经的独特权威。人们对圣经的解释随之恢复到了平白的理解，即用基于历史、语法的原则解释圣经，同时，恢复了对新约作者和早期教父的正确理解。这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有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这和人们普遍的理解（误解）大相径庭，但还是被彼得·哈里森（Peter Harrison）详细地记录在案。他是澳洲昆士兰的邦德大学（Bond University）的历史与哲学教授（一度担任牛津大学德烈亚斯·伊德里奥斯（Andreas Idreos）科学与宗教教授）：
“通常认为近现代的人开始以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时，他们就不再相信在圣经中所看读到的。而在这本书中我要向你传递一个恰恰相反的信息：十六世纪的人开始以不同的角度阅读圣经时，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抛弃传统的世界观。”7
哈里森教授说：“虽然看似奇怪，但圣经对课学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如果没有兴起对圣经字面意思的解释以及其后早期近现代科学家对圣经叙述部分的正确解读，那么现代课学 也许根本不会诞生。总的来讲，圣经和它的字面解释在西方的科学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8
斯蒂文·史诺贝林，这位加拿大哈利法克斯的国王学院科学与技术史助理教授以类似的口吻写道，并解释了多少有点误导人的“字面解释”这个词：
负责任的史学家注意到之前被称为“黑暗时期”的那个时代可远没有那么黑。
“这是一个终极悖论。最近关于近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新教改革中再次启用以希伯来语直译圣经的释经法和现代科学中的实验法的出现有直接（和正向）关系。我所说的并不是僵硬的直译法，而是马丁路德和其他人（包括牛顿）推崇的那种精妙的历史性释经学。”9
史诺贝林还解释了原因：科学家开始以他们研究圣经的方式来研究自然。正如他们研究经文的真正意思，而没有用外来的哲学和传统来强解圣经，他们以同样的方式研究自然到底如何运作，而不是接受关于它应如何运作的哲学思想（以他们对经文的寓言化解读来看待自然世界）。8
“当研究自然的学生将这种方法应用于科学时，不再把自然视为符号、比喻和暗喻，而是用归纳和实证的方式直接观察自然，这是现代科学诞生的一部分原因。牛顿也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虽然这听起来奇怪，但科学将永远欠债于千禧年派信徒和那些按圣经字面意思解经的人。9
相信亚当的堕落：这对科学有何启发
哈里森教授还研究了科学发展中的另一个常被忽略的因素：相信第一个真实的人类亚当的堕落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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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 图片来自维基百科 |
包括培根的这些现代科学之父认为堕落不仅毁灭了人的纯真，也极大地损伤了人的智力。第一个问题可以用最后的亚当，也就是耶稣来弥补——他的牺牲使我的罪归咎给祂（以赛亚书53：6），祂圣洁的生命使祂的公义归给那些信祂的人（歌林多后书5：21）。然而要恢复他们所认为的亚当的百科知识水平，他们诉诸于科学。哈里森解释说：
“创世记中关于创世记载字面意思的新解读，为17世纪的思想家提供了探索自然科学的原动力。”
“亚当被认为精通所有的科学知识，而这知识在他堕落、被赶出伊甸园后就在其后代中遗失了。对于17世纪的科学家——如伦敦皇家学院的培根和他的后继者，他们的目标就是要重拾人类始祖的科学知识。确实，对这些人来说，整个科学大厦只是整个救赎工程的一部分，而整个救赎工程和基督教一起，都是为了让最初的人类回归到完全无罪的状态。所以圣经中的创世记载就给科学家提供了重要的灵感来源，而在那个基督教传统仍然牢固的时代，当时的新科学就能从这些宗教组织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8
“对很多17世纪新学的先驱者来说，知识渊博的亚当就成为了衡量他们自己成就的标准……”
“我认为实验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奥古斯丁关于人堕落后知识受限的观点所启发，因此归纳式的实验主义也可以说是由奥古斯丁主义的理念传承而来的。”10
反对的声音
一些恨神的人承认科学最初确实孕育自基督教，但现在却宣称科学长大成人并斩断这种母子关系的时间到了。而回应这种论调的不是别人，正是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她说：
“我想起我儿时的人们常说的，那时我们都认同，如果你只摘取基督教的硕果却剔除它的根，果实就会枯萎。除非你滋养根部，否则它无法再开花结果。”
“但我们绝不能仅仅因为需要社会改革和更好的行为规范而信仰基督教或去教会，而是因为我们承认生命至高无上、与自由并行的还有责任以及这首赞美诗中洋溢着的基督最高的牺牲：‘每逢思念奇妙十架，荣耀救主在上悬挂，从前名利富足矜夸，我看如土完全撇下。’”11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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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神的人总是蔑视圣经，尤其是其中创世的记载。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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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需要某些假设才能成立，而这些假设能在圣经中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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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持基督教世界观的中世纪欧洲取得了科学和技术的巨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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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圣经权威和历史性语法释经的宗教改革使科学大飞跃，因为这些方法也被用到了对自然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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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第一个真实的人——亚当和他的堕落的历史事实启示了科学，让科学成为重现堕落前亚当掌握的那些知识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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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不断摘取科学这个茂密大树的硕果，同时又想破坏基督教圣经的根基，这样做将劳而无获。
【扩展阅读】
● 国际研究旅程
● 创造伉俪
参考文献
[1] 恨神的代表人物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常把有神宗教称为“心灵病毒”——一种疾病或病理学，而教导儿童有神论的父母在道金斯眼中就等同于对儿童进行心灵虐待。但道金斯采用的这种表述也不禁让人想到：他的这种狂热的反神论是否也一种心理病理学——即“反神病”。
[2] Eiseley, L., Darwin’s Century: Evolution and the Men who Discovered It, Doubleday, Anchor, New York, 1961.
[3] Stark, R., For the Glory of God: How monotheism led to reformations, science, witch-hunts and the end of slaver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请参考以评论Williams A., The biblical origins of science, Journal of Creation 18(2):49–52, 2004; creation.com/stark.
[4] Sarfati, J., Why does science work at all? Creation 31(3):12–14, 2009.
[5] Carroll, V., and Shiflett, D., Christianity on Trial: Arguments Against Anti-Religious Bigotry, ch. 3, Encounter Books, 2001; 参考以下评论Hardaway, B. and Sarfati, J., Countering Christophobia, Journal of Creation 18(3):28–30, 2004; creation.com/trial.
[6] 参见 Hannam, J., God’s Philosophers: How the Medieval World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Science, 2007; jameshannam.com/Godsphilosophers.pdf.
[7] Harrison, P., 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参考以下评论Weinberger, L., Reading the Bible and understanding nature, J. Creation 23(3):21–24, 2009 (in press).
[8] Harrison, P., The Bible and the rise of science, Australasian Science 23(3):14–15, 2002.
[9] Snobelen, S., Isaac Newton and Apocalypse Now: a response to Tom Harpur’s “Newton’s strange bedfellows”; A longer version of the letter published in the Toronto Star, 26 February 2004; isaacnewton.ca/media/Reply_to_Tom_Harpur-Feb_2Harrison, P., The Bible, Protestantism and the rise of natural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参考以下评论Weinberger, L., Reading the Bible and understanding nature, J. Creation 23(3):21–24, 2009 (in press).6.pdf.
[10] Harrison, P., The Fall of Man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introduction.
[11] Thatcher, M., Christianity and Wealth, Speech to the Church of Scotland General Assembly, 21 May 1988.
原文见：国际创造论事工 www.creation.com/biblical-roots-of-modern-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