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作为最终的权威，指出地球不可能有数十亿年的历史。年老地球的信念与圣经中的六日创世、第六日造人、以及亚当犯罪导致人和动物的死亡等教义相冲突。
科学不能推翻圣经；尤其是当研究过去的事情时，科学是有限的。罗斯和他的同道借科学之名提出了许多支持悠久年代的论证，我们有必要对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些论证加以回应。
本章反驳一些最常见的用以支持古老地球的地质学论证，而且要展示，这些证据与全球性洪水更吻合。例如，有几种经过观察验证的机制能够很快地产生精细的沉积层，而没有人实际观察到沉积层是经过千万年的时间才形成的。而且缓慢的形成不能解释沉积层中非常不稳定的鱼粪化石是如何保存下来的。
悠久年代的一个主要论据是放射性定年。本章的后半部分解释放射性测年法的运作原理和背后的假设，并说明最近在“古老”样品（包括钻石）里面发现的放射性碳如何给亿万年的信念以致命一击。
纹层
一个经常用来反对圣经的论证涉及纹层(varves)。纹层是一种精细的层状岩石结构，每一个纹层包含两层不同的沉积物，下层是浅色的粉或沙类物质，上层是深色的粉砂或粘土。人们假定纹层源于每年度的季节交替，浅色层在夏天形成，而深色层是冬天的沉积物。在有冰川融水注入的湖泊里，现在还可以观察到纹层的形成。有人宣称一些古老的岩石构造含有几十万的纹层，“证明”地球远比圣经所说的古老。[1]
注意，现在观察得到的证据仅仅是岩石里的层状结构。纹层又称作“年冲积层”，这个用词本身就包含了对它们如何形成的解释，而它们的形成却发生在不能被观察到的过去。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层状岩体都是纹层岩。我们已经知道有的分层岩石是由于其他的周期性变化而产生的，比如波浪或潮汐，称为潮汐积层岩。如果层状结构不是规律性的，就只叫做层岩。
下面我们详述，实验室和实地考察的科学证据表明，像创世记里记载的大洪水这样的剧烈事件可以很快地形成这些层状结构。
实验室模拟仿真
法国沉积学家盖伊·贝合透(Guy Berthault)在实验室研究了沉积现象。他的有些实验是在科罗拉多州立大学做的。[2] 他发现，当移动的水中运载着的不同大小的颗粒沉积下来时，会自动形成精细的层带。[3] 令他吃惊的是层带的厚度跟颗粒的相对大小有关，而跟水流的状况无关。[4] 进化论期刊《自然》(Nature)报道了多个层理可以快速形成这一事实，并将之作为封面文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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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上图是沙滩上快速形成的层理，有一个镜头盖作为参照。下图显示一些层理的细节。 |
贝合透的一个实验是把含精细层状结构的砂岩和硅藻土岩打碎，释出其成分颗粒，然后让颗粒在不同流速的水中沉积。结果发现无论流速多大，都得到与原来岩石里相同的积层厚度。这表明原来的岩石是通过类似的颗粒自排序机制沉积下来，然后凝固在一起形成的。[6] 在实验室里、在空气里、甚至在真空里都可以形成层状结构。实验室模拟证明，自动分层需要的条件只是不同大小的颗粒和某种方式的横向流动。
在澳大利亚昆士兰，有人把砂浆（30％砂和70％水）以每分钟40万升（等于10个私人游泳池）的流速排放到一个海滩上，结果只用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就在一个足球场大的面积上沉积了大约一米厚的含许多精细层理的砂床（参见图12.1）。[7] 这可以用贝合透的沉积学观察结果来解释。
圣海伦火山
在最近的一些灾难性事件里也观察到层状岩石结构的快速形成。例如，1980年6月12日华盛顿州的圣海伦火山爆发，在五个小时之内就形成了非常厚的含精细层状结构的沉淀物（参图12.2）。[8] 由此可见，每一个沉积层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形成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圣海伦火山的层状结构是由火山碎屑流形成的。火山碎屑流是由炽热的火山灰和气体构成的，并以飓风的速度喷流。有反对者争论说，这个机制不适用于在水里形成的沉积层。但原理是一样的，只要有大小不同的颗粒一起横向流动，层状结构就会形成。所以用这个例子来说明沉积层的形成不需要许多年是合适的。罗斯故意歪曲创造论者关于圣海伦火山的论证（C&T:110－112）。我们并非宣称它证明地球是年轻的，而是指出许多地貌特征，例如深厚的沉积层、精细的层状结构、以及峡谷，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形成。再者，创造论者有观察到的证据表明这些特征可以很快地形成，而均变论者从来没有观察到这些特征是在亿万年里形成的。
浊流
 图12.2：1980年6月12日，华盛顿州圣海伦火山口喷出的热灰和热气流以飓风般的速度奔涌，在几小时内形成了细致的层状结构。在悬崖中间曝露出来的沉积层的厚度远大于图中人的高度。它夹在1980年5月18日火山爆发的残留物和1982年3月19日爆发的泥石流之间。 |
在地质现场，水下泥石流或浊流可以把细粘土和淤泥带到湖底。待流动停止之后，在沉积的淤泥或砂土上方还有一大片混水，其中的粘土颗粒像云雾一般悬浮。 在平静的湖水里，粘土颗粒可能经过多年才沉淀下去，但在浊流中，它们需要沉淀的距离小很多，所以可以很快地沉淀。这就形成类似于纹层的双层结构。浊流产生的淡色和深色沉积层的厚度相等。就是说，这一机制可以很快地产生一对“纹层”。这样的例子不少，显示大量类似“纹层”的多层结构可以在现场很快形成。[9] 这一机制与贝合透的机制有别。
绿河构造
年老地球论者常常借绿河层状结构大做文章。[10] 但是这些纹层根本不可能是年冲积层，因为在这些沉积物里可以找到保存得很好的鱼类和鸟类化石。实在很难想象这些死去的动物可以躺在湖底几十年，慢慢地被沉积的泥沙覆盖。这些化石的存在提示灾难性的掩埋。
常常有人宣称鱼类和鸟类在湖底完好保存是因为湖水碱性很高，有利于尸体的保存。然而碱水会分解有机物，这就是为什么洗碗机会用碱做清洁剂！另外，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科学家们已经证明，即使是在缺氧的环境里，放入沼泽底部的死鱼也很快就腐烂了。在这些实验里，为了防止食腐动物的撕咬，鱼是放在铁丝笼子里的，然而仅仅六天半之后，所有的肉都已经腐烂了，连骨头也分离开了。[11] 绿河结构中许多鱼类化石展示了极度的肌肉痉挛现象，可以看到腹内粪便被挤出，形成粪化石。用现代鱼类的粪便做的实验表明，若要形成粪化石，在化石记录中保存下来，粪便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被掩埋。[12]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绿河结构中的纹层是由于突发性灾难而形成的，因为如果每一个沉积层需要半年才形成，这些粪便就不可能变成化石。
把纹层解释为年冲积层的另一个问题是绿河构造里各处纹层的数量不一致。如果它们真是年冲积层的话，沉积层的数量应该到处都一样。在两个火山灰“边界层”（每一个火山灰层应该是由一次火山爆发事件形成的，所以代表一个时间点）之间的页岩，其纹层数目在1,160和1,568之间变动。这意味着这两次事件之间记录下来的“年数”从盆地的中心到边缘增加了35％！[13]
“蒸发岩”
在德克萨斯州的一些巨型碳酸钙和硫酸钙矿床里存在的纹理也被当作年老地球的证据。[14] 对于这些矿床的起源，一种解释认为它们是由太阳蒸发海水而形成的，“蒸发沉积层”也由此得名。考虑到这些矿床的厚度，要蒸发掉如此大量的海水自然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不过，这些矿床的化学纯度非常之高，表明它们并没有在干燥多尘的气候环境里暴露数千年。一个更科学的解释是，它们是在海底火山活动中由于冷热海水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快速形成的，就是说，它们是热液沉淀物。[15]
太多化石？
怀疑圣经者的另一个宣称，是“化石太多了”。[16] 他们说如果所有这些石化的动物都可以复活的话，它们可以覆盖整个地球厚达0.5米。所以这些化石不可能是活在同一时代的动物被大洪水掩埋后形成的。[17] 这和所有对圣经的批判一样，一旦被仔细检验，就不成立了。化石的数量是根据一个非正常的情况来估计的，就是南非的卡鲁构造。在这个构造里，大量化石形成了一个“化石墓场”，即在一个有限的“沉积盆地”里，动物尸体大量累积。[18] 把这样一个不正常的种群密度应用到整个地球实在不合适。
这个计算所使用的关于现代动物种群密度的信息也有错，而且没有考虑到大洪水之前的自然环境可能不同。尽管怀疑圣经的人宣称，化石中爬行类的种群密度高得无法共存，但事实上，它们却是现在在地球上确实存在的。约翰·伍德莫拉配(John Woodmorappe)算出，如果把卡鲁构造里所谓的8000亿脊椎动物均匀地分布在赤道以南的非洲大陆上（1千万平方公里），其种群密度将是每公顷800只。而对现代动物栖息地的研究已经表明，鬣蜥类的生存密度可高达每公顷889只，美洲树栖蜥蜴可达110,000，满洲岛蝮蛇可达10,000，科罗拉多响尾蛇可达1,235。[19]
生物沉积物
遗憾的是，罗斯也捡起了一些陈旧的论点，断言地球上的生物沉积物不可能来自大洪水（GQ:156－159，208）。
太多煤？
跟怀疑圣经者一样，罗斯也宣称地壳里的煤太多，不可能是大洪水产生的（GQ:156－158)。更差劲的是，他还引用了《创造期刊》(Journal of Creation)上一篇论文里的计算做为“证据”。这篇论文的标题为“对年轻的地球而言煤太多了？”[20] 而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提出证据表明大量的煤是由浮在海面上的、由树栖石松组成的生态系统被洪水灾难性地掩埋而形成的。
在这些积层里可以找到石松根化石，还可以见到与之连接的次生根。在活体植物中，次生根的排列如图12.3所示，好像从一根中心轴伸出来的辐条。这样的根只能长在水里，而不可能长在土里。[21]
在GQ的第一版里，罗斯引用这篇论文时省略了标题里的问号，给读者一个完全与论文的本意相反的印象。
在GQ的第二版，227页，罗斯至少修正了论文的标题，加上了问号，承认作者是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罗斯宣称：
在宣称解决了煤太多这个问题（借助于高不可及的太阳能转化成煤的效率）的同时，作者承认当所有的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气、泥炭和干酪根）都考虑进去时，这个问题无解。当然，如果再加上剩下的生物沉积物，如表层土壤、石灰石、大理石、珊瑚礁等等，他们的问题就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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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石松中央根和次生根的结构模型. 这样的形态只见于漂浮的植物，而不见于陆生植物。主根和次生根都是空心的。 |
首先，罗斯完全没有领会这篇论文的重点，就是漂浮海面的生态系统是额外的碳来源，而不是什么“高不可及的转化效率”（这根本不在原文里，而是罗斯给加上的）。其次，“这个问题无解”也不是作者的本意，这与作者说的解决方案还未完善相去甚远。第三，最后一部分仅仅是“甩大象”，即我们前面提过的一种辩论手段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很久以前约翰·伍德莫拉配就已经指出，在洪水开始时还活着的植物并不是最终转化成为煤的碳材料的唯一来源。在创世和洪水之间有1600年的时间，可以形成大量的泥炭。泥炭被洪水掩埋之后很容易转化成煤。[22] 事实证明，与批评家们想象的相反，大 洪水前的植物产能完全足以解释储存在地壳里的有机碳。
甚至现在，美国中西部的农场通常每年每公顷收获10吨玉米，这相当于每年1kg/m2。如果我们假设大洪水之前有1500年维持这样的产量，就有1500kg/m2，相当于1米厚的煤层。如果我们乘以地球的表面积5x1014m2，就得到7.5x1017kg 或750万亿吨的碳氢化合物。这很容易超过地质记录里所有煤、石油、油页岩和含化石的石灰岩所代表的全部生物物质的总量。
干酪根
干酪根是在页岩和其他沉积岩里面的化石材料，加热之后会形成石油。罗斯把它当成是地球年老的标志，但是罗斯又一次误导了读者。他坚持认为，基于其中碳同位素的特征，干酪根的来源是有机的（GQ:158）。不过，他所引用的研究工作的原作者后来承认他们的计算有错。[23] 尽管他们仍然偏向于认为轻碳同位素的来源是有机的，但他们承认新的计算结果并不排除其来源是无机的。例如，如果变形时的温度足够高，而且变形发生于不寻常的强氧化环境里，轻碳同位素可以无机产生。事实上，那劳卡(Naraoka)等人证明，轻碳同位素在沉积层里的分布趋势符合双组分混合模型。[24] 这意味着罗斯所引用的轻碳同位素的来源是无机的，而不是来自生物。
石化森林
黄石公园的石化森林常常被用来反对圣经的年代表。[25]以前的解释是原有森林在原地被掩埋之后石化，新的森林长起来，然后又被掩埋石化，这样连续重复了50次之多。这样的解释自然需要几十万年的时间，与圣经的时间尺度相冲突。但是这些树干和树桩都是在接地的地方被折断，没有根系，上述理论无法解释这一事实。再者，麦克·阿克特(Michael Arct)博士分析了不同层次（总跨度达7米）里的14棵树的横截面，发现这些树都有共同的年轮特征，其中10棵显然是同时死亡的，另外4棵的死亡时间比这10棵分别早7、4、3和2年。这一证据支持同源生长理论，即各层树木都是被泥石流从同一个森林里转运来的。[26]
与其说这里曾经长出50代森林，不如说这些树是被火山爆发导致的灾难性泥石流从其他地方拔起，并运载到现在的位置上迭起来的，这与地质证据更符合。1980年圣海伦火山爆发时的情况正是这样。[27]
诺亚的泥浴？
有些对圣经的质疑非常匪夷所思。比如有人认为世界上有太多的沉积岩，不可能在一年的大洪水中形成。他们宣称否则方舟必定是浮在“泥汤”的海洋上，没有任何鱼类能够存活下来。[28] 这种论点根本没有考虑到水实际上是如何运载沉积物的。他们天真地假定所有的沉积物在大洪水的一年时间里都是均匀地调合在水里，就像污泥搅拌在“鱼塘”里一样。沉降并不是这样发生的。流动的水把沉积物载入一个“盆地”，沉降之后，这些沉积物就从系统里分离出来了。[29] 然后这些水再流到大陆上其他的地方，卷起更多的沉积物。水流的驱动力可以来自大洪水中地壳的运动。
支持古老地球说的其他论证
一些现代珊瑚礁非常深厚，一定需要亿万年的时间才能长成。[30]【实际上，所谓的“珊瑚礁”原来是深厚的碳酸盐平台，最可能是在大洪水期间沉积的，[31] 珊瑚礁只是表面上很薄的一层】
地层里可以找到珊瑚礁的化石，而形成这些珊瑚礁所需要的时间一定超过一年，所以这些岩层不可能是大洪水造成的。【在所有调查过的实例里，所谓的“珊瑚礁”并不是珊瑚礁。它不是在原地由珊瑚生长形成的，而是被水从别的地方带来的。[32]】
白垩沉积层需要亿万年的时间累积。[33]【白垩的累积不是匀速的，而是阶段性的。在灾难性的大洪水条件下，海藻的爆发性生长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白垩矿床。[34]】
花岗岩需要亿万年的时间才能冷凝。[35]【当有流动的冷却水时就不需要这样久。[36]再者，花岗岩里的大晶体并不一定需要缓慢的冷却才能形成。当成核率低而生长率高的时候，大个的晶体就可以形成。这种情况在物理化学条件变化很快的时候会发生。[37]】
变质岩需要亿万年的时间形成。[38]【在水很多时，变质反应速度会很快。在大洪水中水当然很多，事实上，这对相信缓慢渐变、地球年老的地质学家是个问题。[39]】
覆盖变质岩的几公里厚的沉积岩层需要亿万年时间的才能侵蚀掉。[40]【只有按现在观察到的侵蚀速度才需要长时间。在大洪水中大量快速流动的水侵蚀几公里厚的沉积层完全没有问题。[41]】
放射性定年法
证明年代久远最受青睐的方法可能是放射性定年法。罗斯甚至在他的时事通讯里和他的网站上发表了一篇长篇论文[42] 为这个方法辩护，而且宣称这是“建立信心”的。但是事实上，这篇论文仅仅是重述了放射性定年法的基本原理。他描述详尽，给人印象深刻。不过，对这种方法在实际操作中的问题他只字不提，也不给出任何误差的实例或误差来源。虽然自称是“基督徒的看法”，它却与无神论者的看法相差无几，而且引用了许多公然反对创造论的无神论者的资料。
放射性定年法的工作原理
每种化学元素通常都有几种质量不同的形态，叫做同位素。有的同位素，比如碳14、钾40及所有的铀同位素，会放射衰变成为另外一种“子”同位素。通过测量放射性同位素及其子同位素的数量，世俗地质学家宣称他们可以确定某一事件发生的时间，比如岩石从原初的熔浆状态冷凝结晶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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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衰期、衰变常数和定年法 放射性衰变进行的时间t可以通过N/N0=e－lt 获得，其中N是现在测量到的原子数量；N0是初始原子数量；l是衰变常数，它与半衰期t½的关系是l= ln2/t½。 半衰期是一种同位素衰减一半所需要的时间。两个半衰期之后，就只剩下四分之一；三个半衰期之后，只剩下八分之一；十个半衰期之后，只剩下不到千分之一。 原子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衰变： 阿尔法衰变，主要是由重同位素的原子核释放一个氦原子核（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 贝塔衰变，当原子核里有太多中子时，其中一个中子变成质子，释放出一个电子和反中微子。 正电子放射，当原子核里有太多质子时，其中一个质子变成中子，释放出一个正电子和中微子。 电子捕获，原子核捕获原子内的一个电子，把它的一个质子转变成中子，释放出一个中微子。 放射性定年法包括以下数种： 14C（碳14）贝塔衰变成14N（氮14），测量的是 14C/12C 的比例，半衰期为5700年。这通常被用来给含有生物物质的物体定年，因为它们含碳，而且有清楚定义的起始点（生物死亡）。 40K-40Ar（钾40-氩40），11%的碱金属钾40通过电子捕获衰变成惰性气体氩，半衰期为12.5亿年，其余的钾40经贝塔衰变成为钙。钾-氩法是给岩石定年最流行的方法，因为岩石里有丰富的钾元素，而且氩气很容易从熔浆里散发，可以假定初始量为零。 238U/206Pb（铀238/铅206）、235U/207Pb （铀235/铅207）和232Th/208Pb （钍232/铅208）， 铀和钍的特定同位素通过一系列的阿尔法和贝塔衰变蜕化成铅的特定同位素，半衰期分别为44.7、7.04和141亿年。 207Pb-206Pb（铅207-铅206）， 这两种铅同位素的比例随着时间而改变，207Pb的生成比较快，因为它是由衰变快的235U 产生的。 87Rb-87Sr（铷87-锶87），碱金属铷经过贝塔衰变转 化成碱土金属锶，半衰期为488亿年。 147Sm-143Nd（钐147-钕143）牵涉到镧系的两种稀土元素。钐同位素经过阿尔法衰变转化成钕同位素，半衰期为1060亿年，这是常用的定年法里半衰期最长的同位素。 |
不过，实际的科学数据是同位素比例，定出的悠久年代是对数据的一种解释。根据不同的假设，还可以有其它的解释。我们可以用一个沙漏来比拟含有放射性同位素的岩石。沙漏上部的沙代表母同位素，下部的沙代表子同位素，沙流代表放射性衰变。
沙漏被颠倒之后，沙从上部容器流到下部容器的速率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我们观察一个正在运作的沙漏，我们可以根据它上下两个容器里沙的体积和沙流的速率判定它是什么时候被颠倒的。但我们真有把握吗？除非从沙漏被颠倒时就开始观察，否则我们需要三个假设，而永远无法确知这些假设是否真的成立：
1. 我们知道开始的时候两个容器里的沙量。通常当我们颠倒沙漏之前，沙漏上面的容器是空的。但如果不是，颠倒之后下面的容器里累积的沙到达某个数量所需的时间就会短一些。同样，放射性定年法必须假定母同位素和子同位素的初始数量。
2. 沙的流速一直保持恒定。比如，如果沙被打湿了，沙的流速就减慢了。假如过去的流速比较快，沙累积到某个数量所需的时间就比流速一直不变的情况要短。放射性定年法必须假定衰变率是恒定的。
3. 系统一直是封闭的。换言之，没有从两个容器里添沙或减沙。假若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有沙被加进了上面的容器里，或有沙从下面的容器里取走了，你通过测量两个容器里的沙量，计算沙漏颠倒之后过了多少时间，结果就会比实际的时间短。反过来，假若有沙被加进下面的容器或从上面的容器取走，算出的时间就会比实际时间长。放射性定年法必须假定没有母元素或子元素被加进系统里或从系统里转移出去。[43]
下面我们一一分析这三个假设。
假设一：初始条件
这是可以存疑的。斯奈林(Andrew Snelling)博士指出，火成岩的成分常常是由熔浆出自地幔的哪个部位决定的，而不是由凝固成岩石以后的放射性衰变所决定的。事实上，同位素的比例常常被用来识别火成岩的出处。[44] 对碳14而言，有几个因素会降低它与稳定同位素碳12的初始比例，使得碳14定年法的结果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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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4：用沙漏代表放射性测年法。人们假定我们知道原始材料里母元素与子元素的含量，衰变速度恒定，没有母元素或子元素的添加或流失。 |
大洪水前生物圈所含的碳12更多（更高的生物量，更高的大气一氧化碳含量），而大洪水掩埋了大量的碳12，使得大洪水之后的碳14/碳12比例升高。
更强的地磁场有效地屏蔽了宇宙射线，降低了碳14的产量（参第十一章，“地球磁场的来源”）。
碳14从创世开始积累，到大洪水时只累积了1600年的时间，根本没有达到平衡状态。
火山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不含碳14，可以被植物吸收。[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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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时线 这项技术被以为不需要对母同位素和子同位素的初始含量做任何假设。但我们发现这根本做不到。每个等时线年龄都是出自对一群样本的测量，而每一个样本的初始参数都还是需要假设。这里的假设是，所有样本里的母同位素和子同位素的初始比例都一样，而且所有的样本都是在同一时间形成的。 所谓的“全岩”等时线测量，假定不同的岩石样本是出自同一个地质单元，并且同时形成，这群样本被称为是同源联生的。但是当实地考察证据明确显示样本是同源联生的时候，不同岩石样本的组成非常相似，以至于它们的数据聚集在一个点上，而不能形成一条线。当岩石样本的组成差异足够大，可以形成很好的等时线时，这些样本是否确实是同源联生又成了可争议的。另一种定年法是矿物等时线法，依靠的是对同一块岩石里的不同矿物所做的分析。 等时线定年法还会测量子元素的另一种同位素来作为对比。这里假定岩石形成时子元素的两种同位素的比例在整个岩石里是一致的（换言之，假定整个岩浆是均匀调和的）。例如，铷锶定年法是测量87Rb 和它的子元素87Sr 的比例。在做等时线时，也会测量86Sr同位素。虽然初始 87Rb/87Sr 的比例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变化，但是初始87Sr/86Sr的比例在岩石的所有部分却都被假定为一样的。等时线的纵坐标是 87Sr/86Sr，横坐标是87Rb/86Sr，把所得直线的斜率m套入以下方程式，就可以算出岩石的年龄t： t＝(1/l)*ln（m＋1）。[46] 但是即使这种方法也还是避免不了对岩石过去同位素组成 的假设，而且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地质学家奥斯汀(Steve Austin)博士发现有的时候矿物等时线法的结果比全岩等时线法要“老”。[47] 地质学家安德鲁·斯奈林曾经为澳洲北领地库恩嘎拉的铀矿“定年”。他发现即使从完全风化的土壤样本里也可以得到看起来成立的“等时线”，给出的“年龄”可以高达14.45亿年。[48] 塔斯·沃尔克(Tas Walker)博士分析了澳大利亚南昆士兰萨默塞特大坝复式火成岩里的同位素比例，包括Sm/Nd和Rb/Sr定年法中用到的同位素。他用子同位素之间的比例（143Nd/144Nd和87Sr/86Sr）作纵坐标，用母子同位素比例（147Sm/144Nd和87Rb/86Sr）作横坐标，得到等时线“年龄”。 但是他发现子元素的各种同位素的比例跟其它与衰变完全无关的同位素有更强的相关性！换言之，143Nd/144Nd 的比例与K、Be和Co浓度的相关性远大于与147Sm 放射性衰变的相关性。而 87Sr/86Sr 受K/Ca、Nb/Co、Nb/Ca、Nb/Sr和Y/Sr的影响远超过受87Rb 放射性衰变的影响。[49] 这个结果显示，子元素的各种同位素之间的比例并非主要由放射性衰变决定。显然有一些其它的机制影响着子同位素的比例，而且这些机制也影响其他元素的分布。这样的“假等时线”相当常见，以致人们创造出一大堆的名称来描述之，比如表观等时线、地幔等时线、伪等时线、二级等时线、承继等时线、爆发等时线、混合线和混合等时线。郑氏写道： ……常规Rb-Sr【铷－锶】等时线法的一些基本假设必须修改，即使在绘制87Sr/86Sr 与87Rb/86Sr 的关系时，实验结果得到良好的拟合，所观察到的等时线也并不一定给出地质系统的有效年代信息。这是不可忽视的问题， 尤其是在评估量化的时间尺度时。同样的问题在使用Sm-Nd和U-Pb等时线法时也会出现。[50] 对于这种线性关系，奥斯汀提供了几个可能的解释，例如，从“老化”的岩石源继承的同位素比例、混合或污染（如来自围岩）、部分熔化、选择性扩散和加速衰变。[51] 这表明根据等时线算出的年龄只是一种对数据的解释。事实上，这样计算出来的年龄，只有符合已经被认为是合适的年龄时才会被接受。 在同一个构造里，不同元素的等时线有时会给出不同的“年龄”，这可以通过衰变加速的程度不同来解释（参后文）。 |
假设二：恒定的衰变率
我们同意温度和压力等因素不会显著地影响放射性衰变。但是人们仅仅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开始测量衰变率，我们不可能确定衰变率在过去所谓数十亿年的时间里都是恒定的。最近的实验显示当原子里的电子被剥离之后，其贝塔衰变率提高10亿倍。[52]
再者，参与RATE项目的物理学博士和地质学博士们引用了几方面的证据，证明放射性衰变在过去曾经加快过。[53] 他们提出在创世周发生了衰变率的阶段性加速，在大洪水那一年可能也发生了程度较轻的衰变加速。证据包括：
14C 数据显示地球本身只有数千（或数万）年的历史，而按照长半衰期同位素现在的衰变率，却会得出数十亿年的衰变，所以长半衰期同位素的衰变在过去一定加快过，才可能与这么短的时间相符。参下面“碳14：摧毁百万年的短命同位素”。
仍然保存在岩石里的、显然由阿尔法衰变产生的氦原子。氦在矿物里的扩散速率表明，如果岩石真有数十亿年的年龄，氦早就散发完了。参第十一章关于氦扩散的部分。
地表热流和放射性同位素浓度的高度相关性。这符合大洪水年间衰变曾经阶段性加速的说法，当时产生的热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消散。这种相关性曾经是地质物理学界的一个谜，在这里被解开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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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因素导致衰变加速，对不同的同位素有何影响？ 核子物理学家尤金·查芬（Eugene Chaffin）认为，从理论上讲，有几种因素可以导致衰变加速，例如，基本常数或核势阱形状的微小变化可以对衰变率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对放射晕的直径影响很小）。阿尔法衰变率对核势阱极端地敏感。[55] 如果神减弱核子间的强作用力（急剧地加速阿尔法衰变[56]），原子核就会增大并且重组。衰变常数越小（半衰期越长），衰变率被加速得越厉害。 这样的重组也会加速贝塔衰变和电子捕获，被禁止的衰变会比被允许的衰变加速更多。长半衰期的同位素（87Rb 和 40K）发生的是“禁止的”衰变，[57] 而14C 至 14N 的衰变是“允许的”。[58] 一种衰变越是被禁止，它对原子核结构的变化就越敏感。 14C 衰变的加速远不如40K的衰变。 在RATE项目中，斯奈林博士、奥斯汀博士和和栖(Hoesch)博士分析了大峡谷前寒武纪基岩的放射性同位素衰变，对这种理 论预测进行了验证。[59] 进化论者已经用Rb/Sr全岩等时线法（参前文“等时线”）得到了10.70±0.30亿年的“年龄”。[60] 但RATE的研究发现，不同元素的等时线得出不同的“年龄”，尽管每个等时线都是非常好的直线拟合： • 40K/40Ar 对36Ar/40Ar — 8.404 ± 1.40 亿年 • 87Rb/86Sr 对87Sr/86Sr 全岩等时线— 10.55 ± 0.46 亿年 • 206Pb/204Pb 对207Pb/204Pb全岩等时线— 12.49 ± 1.40 亿年 • 147Sm/144Nd 对143Nd/144Nd矿物等时线— 13.75 ± 1.70 亿年 这些衰变模式都来自同一个地质构造，只能有一个真实的年龄。表现出来的不同年龄实际上是过去衰变比现在快的结果。表面年龄越高，衰变加速越大。不同同位素的加速程度也与理论预测的相符。所有放射阿尔法粒子的同位素（Pb 等时线里涉及的 238U 和 235U；以及Sm）所给出的等时线“年龄”都比核子弱作用力参与的衰变（Rb和K）“年龄”要大。这意味着，阿尔法衰变比贝塔衰变或电子捕获的加速更明显（后两者都涉及核子弱作用力）。再者，同一类衰变里，同位素的半衰期越长，给出的“年龄”也越长，表明其加速越显著。 |
假设三：系统的封闭性
这里的假设成分更大。地质学家安德鲁·斯奈林博士已经证明，放射性定年法所用到的几乎所有的母同位素和子同位素的比例都可以被许多地质过程改变，包括地热水和地下水的淋溶、在矿物里的扩散、和变质作用。铀特别容易被淋溶，铅原子容易扩散，氩气容易迁移。[61]世俗的地质学家经常把不能接受的定年结果归咎于开放系统行为。
解释数据
如前所述，真正的科学表现在对同位素比例高度精确的测量。没有人质疑这些观测结果，而是质疑对结果的解释。按照圣经的时间表，观测到的同位素比例不可能是时间久远的结果，下面关于异常结果的讨论支持这一观点。不过，我们并不确知影响每一个测量结果的真正因素。一群创造论地质学博士和物理学博士正在研究这个课题，而且已经出版了一本详细的技术性著作，总结他们初步工作的结论。[62] 他们的目的是寻找导致他们所观测到的同位素比例的确切的地质化学或地质物理机制。他们的著作讨论了以上论述的三个假设。
异常结果
“过量的”氩
有些岩石的年龄是已知的，因为有历史记录，但是测年法给出错误的年龄。有人从圣海伦火山口采集了一块新形成的英安熔岩。虽然我们知道这块岩石是在1986年形成的，但通过钾－氩（K－Ar）法得到的“年龄”却是35±5万年，从岩石样本里的矿物结晶得出的“年龄”竟高达280万年。[63] 新西兰瑙鲁赫伊山上有五个安山岩浆流，用K－Ar法测出的“年龄”从<27万年到350万年不等——但是其中一个岩浆流发生于1949年，三个发生于1954年，另外一个发生于1975年！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量”的氩在岩浆凝固时被留在了里面。我们以40Ar*来代表残留在岩石里的氩，而以40Ar来代表钾衰变产生的氩，但实际上这两者是无法分辨的。世俗的科学刊物里也列出了许多这样的例子，即40Ar*的存在使得历史已知的岩石被鉴定为亿万年。过量的氩似乎来自地壳之下的上层地幔，这与年轻地球吻合——氩气还没有来得及逃逸。[64]
如果过量的40Ar 可以夸大历史明确的岩石的年龄，那么对于未知年龄的岩石，它为什么不会带来同样的效果呢？
互相矛盾的结果
另一个问题是不同定年法得出的结果互相矛盾。如果两种方法的结果不同，那么至少其中一种方法是错的。例如，在澳大利亚，有一些木材被玄武岩浆流包裹，这可以从木材被烧焦看出来。根据放射性碳（14C）测出木材的“年龄”是45000年，但K－Ar定年法测出玄武岩的“年龄”却为4500万年！[65]
样品污染可以通过δ13CPDB 试验来排除。该方法测量碳的另一个稳定同位素，13C，它在所有碳原子里占1%的比例。[66]
约翰·伍德莫拉配出版了一本资料丰富的书，展示了放射性“定年法”的许多谬误，和许多矛盾的“年龄”。[67]
不存在短寿命的放射性核素
罗斯重申另一个常用的年老地球论证（C&T：94－95）：
……宇宙不可能很年轻，因为大部分的放射性元素都已经不存在了。半衰期为几百万年的放射性元素已经完全消失了（现存的短寿放射性元素不是长半衰期同位素的衰变产物，就是宇宙射线的产物，或者是局部射线的产物）。时光的长河已经擦洗掉这些元素的最后一丝痕迹。由此可知，宇宙和地球的年龄必定超过10亿年。
但是，他的问题是把沉默当作证据。罗斯的论证假定神起初创造了这些短寿同位素！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否定这一点。主要是，根据定义，短寿命的同位素辐射更频繁。而且一般地说，半衰期越短，衰变的能量也越大，至少阿尔法衰变一定是这样的。鉴于高能量放射性同位素对生命的危害，神为何要大批地、多种多样地制造短寿命同位素呢？考虑到这样的同位素大多可以形成可溶性化合物，进而被淋溶汇集成危险的热点，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衰变率被加速（参上面“假设二：恒定的衰变率”）。有可能神创造了这样的同位素，但是所有的短寿同位素都衰变了。
而且，罗斯关于某些短寿同位素是长寿同位素衰变产物的附加说明，也是为了维护年老地球说的教条而作出的假设，其他的年老地球论者也这样说。例如，在安娜卡窦（Anarkardo）盆地结构里存在的129I (t½ = 1570万年)被认为是由核裂变产生的，因为那些岩石已经被认定超过了3亿年。[68]
碳14：摧毁百万年的短命同位素
很多人有一个印象，以为14C （又名碳14，放射性碳）证明了数十亿年的历史。比如，一个反基督教的团体，“美国政教分离联盟”，其领袖巴里·林(Barry Lynn)“牧师”，几年前在一个全国播放的电视辩论里，宣称“......碳定年法证明地球有数十亿年历史！”。[69]
但这仅仅展示了他对科学的愚钝无知。 14C的半衰期只有5,730年，一个样品只要过了一百万年，里面就没有可检测到的14C 了。一克的碳里面含有大约5 x 1022 个碳原子，其中只有一万亿分之一是14C，大约是6 x 1010 个。经过36个半衰期之后（大约20万年），就应该连一个14C 原子也没有了。
然而人们早已知道，即使排除可能被污染的样品之后，“年龄”远超20万年的化石里还可以探测到14C。在前一节里，我们驳斥了罗斯把某些同位素的缺乏当作论据的做法，与之相反，这里的论点是基于被定年为百万年以上的岩石里还存在14C。如果罗斯的年老地球教条是对的，14C是不可能存在的。
例如，在二叠纪上层岩石里的树木化石中发现还有14C。进化论者认定二叠纪上层的年龄为2.5亿年，如果这些木材真有那么古老，所有的14C 都应该衰变了。[70]
保罗·吉姆（Paul Giem）研读了世俗权威杂志里的42篇论文。这些杂志包括《放射性碳》(Radiocarbon)、《科学》(Science)、《核地质物理》(Nuclear Geophysics)和《自然》(Nature)。这些论文都记录了在传统上认为超过20万年的样品里发现14C。[71] 吉姆也分析了对这种异常现象最常见的解释，例如，14C原子核的原位合成、原位污染和采样过程污染。他认为这些解释并不充分，进化论的14C专家也意识到这里有问题。
最近，创造论地质物理学家约翰·鲍姆嘉德纳博士(John Baumgardner)选出10个煤炭样品，其中三个是始新世的，三个是白垩纪的，四个是宾夕法尼亚纪的，就是说这些样品都来自亿万年前的地质时代。[72]他用高精度的加速器质谱仪（AMS）分析了这些煤炭样品。质谱仪直接检测每一个14C 原子，与早先使用的闪烁计数方法不同，后者是检测14C 原子衰变时的辐射，换言之，闪烁计数器只测量14C 原子中正在衰变的那一小部分，而不是14C 原子的实际数目。
所有这些煤炭样品中的14C水平都远远高于质谱仪的最低检测门槛，其检测结果通常在0.1－0.5 pmc（percent modern carbon，现代碳百分比，参上面的直方图），而且可以可靠地重复。各样品的含量分布很窄，表示这些生物是在差不多同一时间死亡的。这符合创造论的解释，即它们都是在同一次全球性大灾难中被掩埋的，而且该灾变的时间是在数千年前，而不是上百万年前。[73]
鲍姆嘉德纳最新的结果是在前寒武纪地层内的钻石里发现14C。进化论给该地层的定年为6亿年以上。[74] 这颗钻石里面的14C 含量超出仪器的检测门槛大约100倍，与相关文献里报道的其他前寒武纪无机样品里的14C含量一致。这颗南非钻石是在200公里深处的地幔中形成的。钻石里的化学键非常强，是已知材料中最硬的，所以不可能是污染所致。该钻石的碳14“年龄”小于58000年，这个数值应该是地球年龄的上限。氦扩散的实验结果强烈地肯定过去发生过剧烈的放射性衰变加速，所以这个年龄上限可以大大地降低。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证明地球本身只有几千年或几万年，而不是几十亿年。后来又有几家有名的实验室在另外4颗钻石中测出碳14，证实了鲍氏的结果。[75]
那为何在大洪水中的衰变加速没有清除所有的14C呢？正如前文中关于衰变加速的章节所言，半衰期越长，加速越快。具体来讲，14C的衰变是属于“允许”的变化（这也是为什么它的半衰期很短）。所以，加速对它的影响远不及那些半衰期比它高六个数量级的同位素。
结论
所有这些拒绝世界近期被造和全球性洪水的理由都曾被誉为是“不可规避的”。我如果在早些年写这本书，也不会有所有这些解答。特别是RATE项目组提供的有力证据，表明放射性衰变至少有过一次加速。他们也证明有许多“定年”为亿万年的样品里还存在14C。如果这些样品的年龄超过了20万年，所有的14C 都应该已经衰变了。年老地球论者可能还有些论证，我们目前尚不能完全解答，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解答，只是我们还没有提出来而已。反对圣经的人也会想出新的论证或者新的借口来否定我们已有的解答。当这些新论证或新借口被解答之后，可能还会出现更新的。这正说明科学是尝试性的，可以改变的，是绝不能用来推翻神明确的话语的。
【扩展阅读】
● 地球有多古老？
[1]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 1985), p. 87–88.
[2] Berthault, G., Time required for sedimentation contradicts the evolutionary hypothesis, CRSQ 46(4):261-269,2010.
[3] P. Julien, Y. Lan, and G. Berthault, “Experiments on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ous Sand Mixtures”, J.Creation 8 (1):37–50 (1994); creation.com/sandstrat.
[4] G. Berthault, “Experiments on Lamination of Sediments”, J.Creation3:25–29 (1988); creation.com/sedexp.
[5] H. A. Makse, S. Havlin, P. R. King, and H. E. Stanley, “Spontaneous Stratification in Granular Mixtures”, Nature 386(6623):379–382 (March 27, 1997). Snelling, “Nature Finally Catches Up”, J.Creation11(2):125–126 (1997); creation.com/sednature.
[6] See footnote 4.
[7] D. Batten, “Sandy Stripes: Do Many Layers Mean Many Years?” Creation 19(1):39–40 (1997); creation.com/sandy.
[8] M. Oard, “Mount St Helens: exploding the old-earth paradigm”, J. Creation 18(1):45-46, 2004.S. Austin, editor, Grand Canyon: Monument to Catastrophe (Santee, CA: ICR, 1994), p. 37–38.
[9] M.J. Oard, “Varves — The First ‘Absolute’ Chronology. Part I —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ionof Annual Deposition”, CRSQ 29(2):72–80 (1992). M.J. Oard, “Varves — The First ‘Absolute’ Chronology. Part II — Varve Correlation and the Post-glacialTimescale”, CRSQ 29(3):120–125 (1992).
[10] See refutation by P. Garner, “Green River Blues”, Creation19(3):18–19 (1997).
[11] R. Zangerl and E.S. Richardson, “The Paleoecological History of Two Pennsylvanian Black Shales”, Fieldiana:Geology Memoirs 4 (1963).
[12] D. Woolley, “Fish Preservation, Fish Coprolites and the Green River Formation”, J.Creation15(1):105–11 (2001).
[13] H. P. Buchheim and R. Biaggi, “Laminae Counts with in a Synchronous Oil Shale Unit: A Challenge to the ‘Varve’ Concept”,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bstracts with Programs 20:A317 (1988).
[14]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 1985), p. 89–91.
[15] E. Williams, “Origin of Bedded Salt Deposits”,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26(1):15–16 (1989).
[16]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 1985), p. 125–126.
[17] 创造论者接受有的化石是在大洪水之后形成的，特别是在冰河世纪末尾融水冲破水坝时，但数量有限，不影响这个论点。
[18] Carl Froede, “The Karroo and Other Fossil Graveyards”,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Quarterly 32(4), p. 199–201(1996).
[19] John Woodmorappe, “The Antediluvian Biosphere and Its Capability of Supplying the Entire Fossil Record”, in R. E. Walsh,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II:205–218 (1986).
[20] G. Schönknecht, “Too Much Coal for a Young Earth?” J.Creation11(3)278–282 (1997).
[21] C. Wieland, “Forests That Grew on Water”, Creation 18(1):20–24(December1995–February 1996); creation.com/forest.
[22] See footnote 19. Recently reprinted in J. Woodmorappe, Studies in Flood Geology, second edition (El Cajon,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p. 15–20.
[23] J. M. Eileret al., “Carbon Isotope Evidence for Early Life”, Nature 386:665 (1997).
[24] H. Naraoka et al., “Non-biogenic Graphite in 3.8-Ga Metamorphic Rocks from the Isua District, Greenland”,Chemical Geology 133:251–260 (1996).
[25]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 1985), p. 128–130.
[26] M.J. Arct, “Dendroecology in the Fossil Forests of the Specimen Creek Area,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Ph.D.Dissertation, Loma Linda University, 1991; Dissertation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53–06B:2759, 1987–1991.
[27] H.G. Coffin, “Mount St. Helens and Spirit Lake”, Origins, Geo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10(1):9–17 (1983). H. G. Coffin, “The Yellowstone Petrified Forests”, Origins, Geo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24 (1): Special Edition (1992). J. Sarfati, “The Yellowstone Petrified Forests”, Creation 21(2):18–21 (1999). J. Morris, The Young Earth (Green Forest, AR: Master Books, Inc., 1994), p. 112–117.
[28]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1985),p.122.
[29] P. Julien, Y. Lan, and G. Berthault, “Experiments on Stratification of Heterogeneous Sand Mixtures”, J. Creation 8(1):37–50 (1994); creation.com/sandstrat.
[30] See footnote 28, p. 84–87. 参注28.
[31] M. J. Oard, “The Paradox of Pacific Guyots and a Possible Solution for the Thick “Reefal” Limestone on Eniwetok Island”, J.Creation13(1):1–2 (1999).
[32] A. A. Roth, “Fossil Reefs and Time”, Origins 22(2):86–104 (1995).
[33]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 1985), p. 91–92.
[34] A. A. Snelling, “Can Flood Geology Explain Thick Chalk Beds?” J.Creation8(1):11–15 (1994).
[35]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 1985), p. 93.
[36] A. Snelling and J. Woodmorappe, “Granites — They Didn’t Need Millions of Years of Cooling”, Creation 21(1):42–44(1998).
[37] S. Swanson, “Relation of Nucleation and Crystal Growth Ra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Granitic Textures”, American Mineralogist 62:966–978 (1977). T. Walker, “Granite Grain Size: Not a Problem for Rapid Cooling of Plutons”, J.Creation17(2):31–37 (2003).
[38] See footnote 33.
[39] A. A. Snelling, “Towards a Creationist Explanation of Regional Metamorphism”, J.Creation8(1):51–77(1994); creation.com/regmet.See also K. Wise, “How Fast Do Rocks Form?” in R. E. Walsh et al., editors, 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Pittsburgh, PA: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1986), p. 197–204.
[40] A. Hayward, Creation and Evolution: The Facts and Fallacies (London: Triangle, 1985), p. 94–95.
[41] 这里的许多对怀疑者的解答都是基于 T. Walker, “Geology and the Young Earth: Answering Those‘Bible-believing’ Bibliosceptics”, Creation 21(4):16–20 (September–November 1999); creation.com/geol_ye.
[42] R.C. Wiens, “Radiometric Dating: A Christian Perspective”, www.reasons.org, July 24, 2003.See refutation by Tas Walker, creation.com/a-christian-response-to-radiometric-dating,September21,2007.
[43]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44] A. Snelling, “Geochemical Processes in Mantle and Crust”, in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chapter 5.
[45] J. Woodmorappe, “Much-inflated Carbon-14 Dates from Subfossil Trees: A New Mechanism”, J.Creation 15(3):43–44 (2001).
[46] D. DeYoung, “Radioisotope Dating Review”, in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p. 39–43.
[47] S. Austin, “Mineral Isochron Method Applied as a Test”, in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chapter 4.
[48] A. Snelling, “The Failure of U-Th-Pb ‘Dating’ at Koongarra, Australia”, J.Creation 9(1):71–92 (1995).
[49] T. Walker, “The Somerset Dam Igneous Complex, Southeast Queensland”, Honours thesis [1st class Honours or Summa cum laude awarded], Department of Earth Sciences,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1998.
[50] Y.F. Zheng, “Influence of the Nature of Initial Rb-Sr System on Isochron Validity”, Chemical Geology 80:1–16 (1989); quote on p. 14.
[51] See footnote 47.
[52] F. Bosch et al., “Observation of Bound-state β-decay of Fully Ionized 187Re”,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77(26)5190–5193 (1996); J. Woodmorappe, “Billion-fold Acceleration of Radioactivity Demonstrated in Laboratory”, J.Creation 15(2):4–6 (2001).
[53]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mainly chapters 6 and 7.
[54] J. Baumgardner, “Distribution of Radioactive Isotopes in the Earth”, in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chapter 3.
[55] E. Chaffin, “Accelerated Decay: Theoretical Models”, in R.L. Ivey Jr., editor,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ugust 2003): p. 3–15; www.icr.org/ article/accelerated-decay/.
[56]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p. 358, Fig. 8.
[57] 在标准的核物理术语里，这意味着自旋或奇偶性改变超过1. 例如，钾40到氩40需要自旋改变4，所以是“3重禁止的”衰变。
[58] 在标准的核子物理术语里，这意味着自旋或奇偶性改变为1，所以衰变快。
[59] A. Snelling, S. Austin, and Hoesch, “Radioisotopes in the Diabase Sill (Upper Precambrian) in Bass Rapids, Grand Canyon, Arizona: An Application and Test of the Isochron Dating Method”, in R.L. Ivey Jr., editor,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ugust 2003): p. 269–284; www.icr.org/article/radioisotopes-diabase-grand-canyon-isochron-dating/.
[60] D.P. Elston and E.H. McKee, “Age and Correlation of the Late Proterozoic Grand Canyon Disturbance, Northern Arizona”,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93:681–699 (1982).
[61] A. Snelling, “Geochemical Processes in Mantle and Crust”, in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chapter 5.
[62] L. Vardiman, A.A. Snelling, and E.F. Chaffin, Radioisotopes and the Age of the Earth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and St. Joseph, MO: Creation Research Society, 2000).
[63] S.A. Austin, “Excess Argon within Mineral Concentrates from the New Dacite Lava Dome at Mount St. Helens Volcano”, J.Creation 10(3):335–343 (1996); K. Swenson, “Radio-dating in Rubble”, Creation 23(3):23–25 (2001), a simpler account which refutes many of Dr. Austin’s critics.
[64] A.A. Snelling, “The Cause of Anomalous Potassium-argon ‘Ages’ for Recent Andesite Flows at Mount Ngauruhoe, New Zealand,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Potassium-argon ‘Dating,’ ” in R.E. Walsh, editor,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 503–525 (1998). 该论文描述了许多例子，其中六个见于D. Krummenacher,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Argon in Modern Surface Rock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8:109–117 (1970); 五个见于G.B. Dalrymple, “40Ar/36Ar Analysis of Historic Lava Flows”,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6:47–55 (1969). 关于过量的氩，见D.E. Fisher, “Excess Rare Gases in a Subaerial Basalt from Nigeria”, Nature 232:60–61 (1970).
[65] A.A. Snelling, “Conflicting ‘Ages’ of Tertiary Basalt and Contained Fossilised Wood, Crinum, Central Queensland, Australia”, J.Creation 14(2):94–122 (2000).
[66] δ13CPDB试验将样品中的13C/12C比值改变与PD箭石标准做对比，PD箭石是美国南卡州白垩纪PD构造中的乌贼化石。所用的单位是千分比(‰)或百万分比，类似于百分比（%）。源于不同种生物的有机碳，其特征性δ13CPDB值也各不相同。
[67] J. Woodmorappe,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Dating Methods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68] J. Woodmorappe, The Mythology of Modern Dating Methods (El Cajon, CA: Institute for Creation Research, 1999), p. 26.
[69] B. Lynn, during the debate, “Resolved: The Evolutionists Should Acknowledge Creation”, Firing Line, with William F. Buckley, Phillip Johnson, Michael Behe, and David Berlinsky advocating intelligent design against Barry Lynn, Eugenie Scott, Kenneth Miller, and Michael Ruse defending evolutionism, PBS, December 19, 1997. Lynn’s blunder is about 1 hour and 25 minutes from the beginning.
[70] A.A. Snelling, “Stumping Old-age Dogma”, Creation 20(4):48–50 (September–November 1998).
[71] P. Giem, “Carbon-14 Content of Fossil Carbon”, Origins 51:6–30 (2001); www.grisda.org/origins/51006.htm.
[72] J. Baumgardner, A. Snelling, R. Humphreys, and A. Austin, “Measurable 14C in Fossilized Organic Materials: Confirming the Young Earth Creation-flood Model”, in R.L. Ivey Jr., editor,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Creation Science Fellowship,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ugust, 2003): p. 175–196; www.icr.org/ article/young-earth-creation-flood-14c/. R. Humphreys, “Carbon 14 Is Now the Creationist’s Friend”, C-14 Newsletter (2003).
[73] See Baumgardner, Snelling, Humphreys, and Austin info in footnote 72.
[74] J. Baumgardner, presentation at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reationism, 2003.
[75] J. Baumgardner, “Carbon-14 Evidence for a Recent Global Flood and a Young Earth”, www.icr.org/ article/carbon-14-evidence-for-recent-global/, 2005. See also Sarfati, J., “Diamonds: a creationist’s best friend: Radiocarbon in diamonds: enemy of billions of years”, Creation 28(4):26-27, 2006; creation.com/diamonds.
原文见：国际创造论事工 www.creation.com